怎么来看美国财长让中国要调整经济结构这件事？特朗普暂停对华禁令，又说明了什么？
近日，有外媒消息指出，美国特朗普政府搁置了一系列对华关键科技安全措施，这些措施包括禁止中国电信在美国开展业务，以及限制向美国数据中心销售中国设备。例如，暂停了对TP-Link路由器的销售禁令、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在美国开展互联网业务的禁令。另外，一项禁止中国电动卡车和电动巴士在美国销售的禁令也被搁置。
那特朗普此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又说明了什么？首先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这次暂停禁令是在为特朗普计划中的4月访华“铺路”，同时也是中美高层釜山会晤后“贸易休战”的延续性动作。主要是为了避免激化矛盾、破坏对话氛围，试图以“示缓”姿态换取中方在贸易平衡、市场准入等议题上的让步，本质上就是将政策松绑作为谈判筹码，而非放弃对华竞争目标。
其次，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来自美国国内的经济与政治现实。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，对华全面加征关税、泛安全化限制的政策，已经对美国自身造成反噬：高关税推高国内通胀、挤压制造业与零售业利润、加重消费者负担，之前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的反复，便是政策反噬的典型案例。同时，美国司法体系也对其单边关税举措形成了约束，国际贸易法院曾裁定其关税行政令缺乏法律依据，进一步压缩了极限施压的空间。加之2026年又正值美国中期大选之年，特朗普需要通过缓和对华经贸摩擦、稳定国内经济、争取工商界与选民支持，将对华强硬的“政治表演”让位于务实的“利益计算”，暂停禁令正是平衡国内压力与选举诉求的选择。
至于这背后说明的问题，其一，这反映出美国对华“小院高墙”策略的现实困境与内部矛盾。近年来美国试图以“去风险”为名推动对华科技与产业脱钩，但在电信、新能源、数据设备等民用领域，中国产业链的成本、规模与效率优势难以替代，强行禁令不仅扰乱了美国自身供应链、推高企业成本，还促使中国加快自主创新与市场多元化，反而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，致使局面直接发生反转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政府内部对此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：以五角大楼为代表的安全部门仍坚持对华强硬遏制，而财政部、商务部等经济部门更强调经贸互利。这次暂停禁令，就是经济务实派暂时占据上风的体现，也说明美国难以在所有领域实现对华“全面脱钩”。
其二，从我国的角度来看这件事，美国暂停对华禁令这是我国坚持原则、主动博弈的阶段性成果，而不是美国的“恩赐”或“让步”。如果不是我国始终以平等互利为基础处理中美分歧，同时在稀土、关键技术等领域保有反制能力，让美方意识到极限施压只会两败俱伤，必须回归对话协商轨道。依照美国的行事作风，必将是对我国进行穷追猛打，哪里还会有特朗普4月的访华之行，更不可能有暂停对华禁令这回事。
其三，这次暂停禁令也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“竞争中有限缓和、博弈中寻求共存” 的新阶段。因为双方都意识到全面对抗代价过高，愿意在经贸等领域管控分歧、推进务实合作，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本质未变，“小院高墙”与遏制打压仍会长期存在。对中国而言，既要抓住缓和窗口扩大互利合作、稳定外部环境，更要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、构建新发展格局，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。
虽然特朗普政府暂停了对华禁令，但同时它们还是提出了一个“要求”，用美国财长贝森特的话说就是，“中国必须调整自身经济结构，必须解决高达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问题”。怎么来看美国的这一要求？表面看上，美方的理由集中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规模、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征以及所谓市场开放不足等问题，但实际上其背后是美国长期以来对全球经济分工的霸权思维，即希望中国停留在中低端产业链，维持美国主导的价值链格局，而当中国推进产业升级、转向高质量发展时，美国便将自身结构性矛盾转嫁给中国，把贸易失衡简单归因于中国经济模式，刻意忽略美国自身高消费、低储蓄、财政与贸易双赤字的根源。站在我国自身的立场来说，面对美国的这一无理要求，最核心的原则就是坚持经济结构调整的自主性，无论是发展路径、改革节奏、产业政策，始终由自身国情与长远利益决定，不应被外部压力裹挟，更不会接受以牺牲发展权为代价的所谓“协议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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